专家论证:看图就好——评孟凡贵《“茅于轼猜想”的破解》(转载)
专家论证：不需要吃猪肉，也不需要看猪走路，看图就好
———粗评孟凡贵《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茅于轼猜想”的破解》
题记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看孟凡贵的论证架势，痴哥就知道他是个中专家，尽管觉得追捧茅于轼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看他摆开专家架势所露出的破绽，不码字说点破，不仅对不起凤凰网友的约字召唤，眼看网上的哥们就那么被人糊弄，那痴哥也枉为痴哥，枉为历史的知情者了，是故粗而评之。
1、关于痴哥
散食堂之后出生，文革结束后“跳农门”1981年以来一直在乡镇中学教书，兄弟五个痴居长，1978年哥是高一（下期为高二）学生，当时就没有“拿不起放不下”的农活，1978年以前，黑五类红五类困难户子女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全都受过，同龄人当时没有读（读不到的“黄色书籍”）过的书，哥也读过不少。所以要说1978年的农村和农民，那就是在说十六七岁的小痴哥和他的乡土——我有话要说。
2、关于“两极分化”
我的感受是，阶级内平均，阶级间相当平均。有事例为证：
在农村，当时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生产单位的内部分配比较平均：在生产队内部生活物资的分配，取决于生产集体的可分配物资总量（由上一年度的生产积累决定）、人口（生产队人口总数）、劳动力人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劳动工分）三个指标，“集体提留”的具体名目是“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项，交给国家的是“农业税”和“屠宰（特产）税”。这些款项都是根据生产队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它们在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三级决算中逐级核算扣缴。
———我有幸作为当时的见证人，是因为读过四年书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生产队的年终决算现场就在家里，在1978年以前的几年里，我印象深刻的决算是家里“超支”，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8人，父母两个人是正式劳动力，我是十岁告别“放牛娃”学做农活赚工分的，14岁以后以学生的身份于假期的集体劳动与“甲等劳动力”同工同酬，早晚课余的采集，加星期日寒暑假的“出工”劳动所得的工分超过“丙等劳动力”的工分）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42元多，比较少的一年是38元多，分红多的家庭都有“人少劳多”的特点，记得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户状况不错的人家，全家5个人，有三个甲等劳动力，年终分红（纯收入）都是2两百多元以上。
通过见闻感受，我了解的城市情况为：日子并不好过。县乡的办点干部吃住在农户，两角钱的伙食费对于农家来说，他可以不给，但铁的纪律，让他不得不不给。当时的工质水平都不高，应该与我参加工作时的情况相同：普通工人和一般干部应该是30-80元之间，高级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0元。
我是困难户的农民子弟，我相信城市居民中的多子女家庭的情况比自己更惨：我的父亲、我的岳父岳母（离异）曾经都是“城里人”，他们有的先后在1961年前后的大饥荒中回到农村，留在城里的岳父岳母家里有四个人过日子，直到1978年才因为经济条件有所改善而与留在农村的女儿相认走往（他们愧疚至今）。
3、关于全国农民“可支配收入”与“纯收入”
农民的纯收入通常只讲集体的年终分红（它的来源是公粮与农副产品的交售，在扣除农业税、个人生猪屠宰税和公益金公积金的剩余），是不包括家庭副业的。当时每个家庭的“副业任务”是至少有养一头猪交售（国家以“指标补助”的方式在集体储备粮任务中核减，它事实上成为农民的口粮，并且与正常口粮一样不进行货币计量），生猪的毛重要求最低在65.5千克以上，春节期间和红白喜事大多数人家会杀猪宰羊，这种隐性生产的“毛收入”一般不会少于“年终分红”。作为超支户子弟，如果不是利用课余时间采集药材山货，我是完不成学业的。
1978年农民“收入支配”项目主要是婚丧嫁娶、人情往来和节日消费，当时的“奢侈品”支出没有城乡差别，都是手表单车缝纫机和电视机之类的，要说差别，只是工业品在城里购买比较方便一些，农民并不完全是买不起。
4、关于养殖成本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的家庭养殖副业的投入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和可能的“环境成本”（利用空余时间野外采集饲料），猪饲料主要是“青饲料”和“青储饲料”，而不是现代“1:6的肉粮”替代论调下的亏本生产。孟文所谓“养猪的‘物质性成本率’是超过100%的；即使不考虑劳动投入，也是完全亏损。”完全罔顾事实，把几十年以后的现代化养殖方式说成是1978年的情况，而对当时的自然经济背景和粮食短缺的基本事实不予考虑。
当年的牲猪生产除了家庭，养殖的大头在集体养猪场，生产小队的（百头）养猪场比家庭养殖的条件好一些，但并不是现代化的养殖条件，仅仅是在青饲料的可靠性上有耕地和劳动力保证，有可靠的秕谷糠（主要是风车“二口头”是灌浆不足的次品粮）供应，质量可能略好于农户家里的米糠（北方是麸皮）。大队（“农科队”“千头”）养猪场的条件又好于生产队养猪场，养殖从业人员的素质相对较高，有初步的“饲料科研”（浸曲发酵，青储饲料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能获得人民公社和国家粮站的粗康碎米（最好的是豆粕之类的油副产品）供应（人民公社有供应保障更好的“农科大队”和“万头养猪场”）。
农民家庭不会干“用6公斤玉米养1公斤猪”的赔本买卖，农村集体在经历了“大跃进”之后，也不轻易会动用农民的口粮储备。事实上农民当年的口粮储备统一在生产队粮仓，由小集体负责保管，逐月发放，备战备荒的战略储备粮由人民公社“统购”“统销”集中保管，农民家里的日常用粮是定量供应的。农民不可能用自己的口粮去完成养猪任务，农村生产队小集体除了农民的口粮储备，再有的只是粮食收储工程中的残次品，生产大队一般连次品粮也没有（养猪的饲料只能通过粮油系统供应）。
5、孟文的硬伤
先入为主，历史研究借今讽古，为茅于轼的语录做注脚，在不了解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下，滥用“舶来品”做基于主观需要的“对比研究”。
基尼系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踏踏实实做贫富分化的研究者，肯定不会只钻故纸堆，不去做社会历史的样本研究，从孟文的“研究方法”上，我们看到的是“统一”与“公平”。看不到他如何考虑1978年的自然经济环境与目前商品经济发达的两个时代生产经营的成本差别，其在“可支配收入”的成本框算中，不独否定了时代差别，还忽视了1978年全社会“定量供应”的基本事实，他更不会考虑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回城”那部分“暴发户”和“娶媳妇忘不了找娘要钱”的“商品粮户口”。
所以，孟文才会对它的研究对象做一视同仁的框算；所以，痴哥以为专家论证：不需要吃猪肉，也不需要看猪走路，看图就好。